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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述：陈功 安邦智库创始人
贺军 安邦智库高级研究员
采 编：孟媛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现在，大家都在找中国经济的新引擎、新动能，但实际情况是，既有新引擎，还有传统引擎，不能只盯着新兴产业，要新旧引擎一起发力、新旧动能一起发挥作用，才能支撑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其实，从政策上来看，需要找到几个有全局意义的关键抓手，这是中国在城市化下半场的发展之路。民营企业在关注大趋势、大机遇的同时，也要关注自身问题，警惕潜在风险，有几个建议，我在后面也会指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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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15年，中国经济规模
对于2021年的经济增长，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6%的经济增长目标。虽然简单看，要比2020年受到影响的经济，几乎翻了2番，从2020年的2%以上，直接跃上2021年6%，增长幅度非常大，但我以前推断过世界经济增长的基本形态，2020年-2021年-2022年，这是一个危机周期，在这个危机周期中，经济增长率会呈现拱形状态，所以2021年的增长率是会相对较高的，这是疫情之后的反弹。如果能够顺利实现6%的经济增长，那么将为2022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创造好的条件。
2030年到2035年，是中国的“十六五”时期，按照远景规划目标，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发展，进入高收入国家水平。如果这段时间不出大错，按现有的轨迹平稳发展，同时找到应对老龄化的有效办法，如果中国以平均4%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规模在2030年可能近150万亿元人民币，2035年有望超过180万亿人民币，中国经济规模将比肩美国。那时候，中国将成为一个影响力更大的世界主要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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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达峰”、“碳中和”背后这个领域很关键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去年9月我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目标，分别在2030年和2060年实现。这既是中国向世界做出的承诺，也是中国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和重要约束。将“碳达峰”、“碳中和”提到战略高度，简单说：
一是世界的需求和压力；
二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
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数据，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构成中，中国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大约占了25%的全球排放；美国其次，占12%；欧盟和印度分别占7%。总体来看，世界上排放最多的20个国家产生了大约80%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中国自身发展也需要转型，高能耗、粗放发展、环境污染，中国的发展方式已经不能持续了。如果不转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丽中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在全球气候问题压力下，中国的产业必须及早转型，一方面要提升传统产业。全球碳排放的行业分布为：建筑业占17%，道路交通占12%；船舶运输和航空运输占2%。在工业领域，钢铁业占8%，化工与石化占6%，水泥行业占3%。此外，煤炭、石油与天然气等能源行业，将面临中长期压力。另一方面，减碳发展也带来机会，中国需要在新能源、新经济领域抢占先机，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不被落下。比如：清洁能源（风电、光伏、核电、氢能、地热、储能）、新能源汽车（包括整车、动力电池、氢燃料电池、充电桩、换电站、空压机）、碳捕集与碳吸收、新材料、绿色建材、集成电路（芯片、半导体材料）、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物联网、高端装备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实践，将受到政策、资本的关注。
要指出的是，中国作为相对粗放的“世界工厂”，减碳发展将带来很大的产业转型压力，而在其带来的产业机会中，“氢能社会”战略是一个重点。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是提出“氢能社会”设想的关键原因之一。在全球化体系中，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从全球购买各种能源矿产、大进大出，就存在关键的能源安全问题。简单说来，能源安全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生产、安全运输、保证农业消费、符合环保规定，这些都是中国发展的瓶颈问题。另外，目前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高，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近年的地缘政治环境恶化，更突出了能源安全的重要性。
“氢能社会”不能等同于氢能汽车，或者是某个特定的氢能产业，而是一个覆盖面广，涉及能源安全、能源技术、氢能产业、社会消费等一系列配套的复杂系统。构建氢能社会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使中国未来的能源的生产、消费、产业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建立在氢能基础之上。
央企方面，以中石化为代表，正在大力发展上游制氢储运以及对加氢站的布局。民营企业尽管没有央企国企那样的大手笔，但在自身发展上也在积极向绿色氢能方向转型。比如，民营钢企天津荣程集团就与国内多家科研院所合作，目的是为了将氢能应用于冶金行业来实现绿色氢炼钢，进而利用氢能技术来助力钢铁工业产业升级。再比如，长城汽车旗下的未势能源就有专门的国际化研发团队重点聚焦氢能与燃料电池领域。
产业上，主要涉及到交通、能源建设、燃料使用与研发，还有一些其他的能源工业，最后指向建立在氢能技术上的，覆盖全社会的生产、消费系统。氢能社会有助于当前中国摆脱一些困境，实现结构调整，满足未来环保要求，也能为寻找经济发展转型新空间提供相对合适的机会。以煤炭产业为例，我国位居全球第一的丰富煤炭资源，在氢能社会的发展中，能够起到很好的基础支撑作用。但前提是，在氢能技术研发创新应用上，企业必须具备“硬实力”。
- 03 -
未来区域经济的新市场空间
中国未来的城市如何变化，这是一个大问题。
在城市化方面，中央鼓励发展城市群，但地方仍然希望发展大城市。从中国城市化的现实看，超级大城市显然不是未来的好选择，新冠疫情之中的武汉，就暴露出超级大城市的诸多问题，人口过多、房价过高、生活成本高、基础设施压力大、“城市病”严重、对公共卫生等大规模灾害的抵御能力不足。
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面临很多共同的问题。北京近年一直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搞“减量”发展，从2017年开始，连续4年人口负增长；上海虽然未提出疏解，但对年轻人的门槛很高；深圳由于城市空间容量有限，成本太高，许多产业和企业已经在迁离深圳，需要担心城市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广州的城市容量较大，未来还有增长的空间。在所谓的“新一线城市”中，杭州、成都、武汉、重庆、南京、苏州等城市，近几年的发展势头呈上升趋势，综合实力相对较强，对人才有吸引力。
今后中国的城市发展，不能过于集中在北上广深，应该在交通改善的基础上，呈现出大中小城市的多元发展态势。不同城市各有特色，各有分工，彼此有协作，这样可以规避很多大城市的问题。未来新经济空间大概率会出现在以下几个区域：
1.长江经济带
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性思路在于，当外部经济环境发展受严重抑制时，它能够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战略抓手。宏观上看，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正是长江经济带战略意义的一大来源。长三角地区和西部的云南、四川、重庆、贵州等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非常明显。长三角地区比除四川省外的西部地区发达很多，人均差异更大。根据安邦的简单匡算，对比 2018 年经济总量，江浙沪8.7 万亿，川渝 6.4 万亿。差别我们可能都习以为常，但在内循环背景下，这种差异意味着新的市场空间、发展空间。
2.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在定位上，国家希望整合广东珠三角的九个城市，加上香港和澳门，共同形成一个世界级湾区。从中国的角度看，是希望它能够跟纽约、旧金山、东京的湾区竞争。
3.成渝双城经济圈
今年中央的一些政策，对成渝双城经济圈有很大的提升。其中最大的提升，就是把它晋升为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第四极，和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同一级别。西部地区需要一个发展空间上的突破口，在国家的战略上要有相应安排，给予对应的政策倾斜，成渝是最合适的。
4.长三角地区
中国区域发展中，长三角地区有天之骄子的地位，因为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就比较发达，上海的浦东特区虽然是后发，但是后发先至，加上国家给出的充足的优惠政策，推动了其弯道超车。但是，过去是以上海为龙头，少数城市为核心，今后重点则是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要用过去的龙头带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整个区域的发展：这不仅是一个城市群的发展，而是要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
5.京津冀地区
京津冀是中国北方唯一的国家级区域发展支撑。但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任务，是为了解决北京的城市病问题，希望通过疏解北京的一些要素，带动天津、河北发展，形成区域协同。完全新建的雄安新区，就是这种思路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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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改造空间巨大
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在已有产业的数字化改造中，目前在数字、电信、互联网领域的一些巨头，可能占有先机。比如百度、华为、阿里巴巴等企业，都开始介入数字化改造领域。智能驾驶领域、人工智能领域，也有很多数字企业的介入。
实际上，与一些网络巨头（如腾讯与字节跳动）在消费端的激烈竞争相比，传统领域的数字化改造还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在数字化改造领域，能够保持竞争力的企业，应该有如下特点：一是具有很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和持续的研发投入；二是具有很强的市场应用能力，尤其是技术实力进入跨界领域的应用能力；三是在产业方向选择上有较强的前瞻判断能力。如果过于集中地扎堆在少数的产业赛道，可能不是明智的选择。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消费升级，与传统制造业并不矛盾。实际上，传统制造业在经济中仍将占据一个稳定的比重，可能会逐步下降，但永远不会缺席。我个人认为，一些传统制造业会出现规模不小的行业重组、企业并购，一些技术水平、效益水平、能耗水平都较差的企业，将会被淘汰或重组，一些新技术将用于改造传统制造业，使它们重新焕发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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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整体来看，中国的经济规模向好，机遇也愈加明显。但是，民营企业能否抓住机遇，乘势而上，还是个未知数。
近年来，民营企业的发展不容易，困难是相对的，体现在：发展态势、利润水平、扩张还是收缩、负债情况、风险状况、融资环境、市场空间、企业家信心等多个方面。我看到，民营企业普遍存在两个问题：
1.企业的周期问题。我现在希望大家关注企业的这种周期性，要区别“发展周期”与“存在周期”。如果在存在的周期里面谋发展，十有八九就要犯错误。存在周期里，重点考虑的是如何让资产不贬值，如何降低成本，如何让产品不被淘汰。科技创新实际上是为了不被淘汰，乔布斯搞苹果手机的例子，存在周期里很难出现。在发展周期，资本容易理解，也容易提供支持，市场空间也在放大。所以在发展周期这么干，就不容易出问题。
2.新老交替问题。如果大家都只考虑生存的问题，生存可能确实就是一个问题。处理不好，可能出现企业破产和倒闭的现象，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在承担这样的风险。创业一代跟现在的后浪大不一样，他们对社会环境有切身体会，对生活的认识比现在接班这一代强太多。后浪们基本没看到之前老人的经营、管理，所以会觉得容易；他们更关注老一代的问题、错误，认为“如果要我做比他们强”。作为老一代创业者，我年轻的时候也这么想，同样犯过这种愚蠢的错误。实际上创业一代非常了解风险、代价、非企业成本。而目前接班的一代也普遍在跟风，把上市作为最伟大的理想，很少思考自己要做“伟大的产品”，什么都考虑“独角兽”。这些“大词”的流行，其实证明企业已经深陷风险当中了。
在现有情况下，简单来说，民营企业能够做的有：1.葆有企业家精神和意志，要坚持不懈，向任正非、曹德旺等企业家学习；2.要注重培养核心竞争力，要真正有内功，而不是玩“花活”；3.要注重学习与思考，前瞻形势，重视信息，把握方向；4.要顺应形势和政策，在坚持核心竞争力的同时，顺势而为，顺应市场，但又不随波逐流；5.注重风险，尤其要从趋势来预判风险，谨慎对待赚快钱。做好自己能做的，其他的就要看环境、看运气了。
民营企业的发展，既取决于政府和政策，也取决于企业自身和企业家本身。
